习近平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关系研究

王岱  范希春

【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深刻的内在联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确立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这一根本立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明确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正确路径选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和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创新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深刻的内在联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正确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①]“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②]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积极作用、正确处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对党的领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③]要带领十三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风险挑战加剧的今天；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各种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交织叠加的情况下；如何从从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把握规律、认清大势，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所以，习近平强调，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牢牢把握发展方向，及时提出政策措施，不断把发展向前推进。二是科学阐明加强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基本思路，为党领导经济工作指明方向。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党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期分析经济形势、研究重大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推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强化重大事项决策权、监督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④]要切实履行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要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避免靠行政命令等方式来管理经济，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企业、上项目，推动发展。[⑤]要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化能力，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增强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成为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确保制定的重大战略、出台的重要政策措施符合客观规律。三是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习近平强调，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⑥]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加强党对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领导，促进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开放，助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带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最大国情，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从基本政治制度层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⑦]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全面发展才会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历史运动的最高目标，并称之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⑨]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⑩]恩格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1]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目标。习近平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12]并强调，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把造福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二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价值目标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主线。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3]三是强调民生的基础性作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指出，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4]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5]四是强调经济发展中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6]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本质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灵魂。

三、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坚持唯物辩证法原则，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7]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社会有机体是指由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要素构成，并“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连续发展过程的有机整体，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各要素之间的全面性联系与有机性互动关系的整体性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只有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各个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教育、科技、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全面、联系、发展的基本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原则处理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典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对此，习近平作出了全面的科学阐释。指出，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相互替代。要提高统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18]

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原创性的发展新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把握了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找到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问题的金钥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谱写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新篇章。

四、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分配与社会公正的理论，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公平正义是一种道德评价，更是一种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基础之上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物质条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公平的实现状况。公平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超越经济关系的社会公平是不存在的；公平是具体的、历史的，公平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进步的。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9]关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正确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分配原则，即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正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并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原则，才能现实真正的社会公平公正。“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与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张，习近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其中，经济领域的公平正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提出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目标，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和制度公正。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而共享发展的内涵，是全民共享，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是全面共享，即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是共建共享，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是渐进共享，共享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1]二是强调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通过打造平衡普惠发展模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22]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针对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的现实，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习近平就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力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扶持力度，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共同繁荣。2015年5月在浙江调研时强调，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计划，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23]开创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四是实施精准扶贫，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社会政策托底体现社会公平。2013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提出“六个精准”的总体要求，强调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开发，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领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24]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强化民生服务，弥补民生短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民生需求，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是注重制度保障，强调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根本性、导向性作用。习近平强调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着力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发展新机制，在更高经济发展水平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解决民生问题，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统筹协调发展、包容性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结果公平。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社会生产、社会分配、社会发展、制度保障建构等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公平这一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分配理论与社会公平的主张，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分配理论和社会公正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五、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是人类赖以存在和生长的基础，“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25]人作为能动的社会存在物，又反作用于自然，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但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26]强调，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始终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7]。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8]这既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也是其决定条件——即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真正解决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相互依存、联系紧密的自然系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29]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针对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把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作为经济建设的重大原则。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30]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态、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指明了环境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和路径。三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强调要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要通过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方式，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统一，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一论断，把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突出了生态环境在生产力构成中的重要地位，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四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他强调，环境就是民生，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要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3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要将生态环境需要看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他再次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2]这一论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有机体理论，阐明了自然要素之间、自然和人之间构成的生态系统原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崭新理念，揭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辩证法和方法论。

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市场理论，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市场理论，对认识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构建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带来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交往的扩大，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33]，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4]但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进一步扩大，世界市场的发展“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35]，加深了国与国之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6]随着世界市场总体矛盾的累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和矛盾进一步加剧。所以，马克思主张，为规避世界市场所造成的“文明的暴行”，应该使其服从于各民族的“共同监督”。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市场的发展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前提和实现的可能性，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37]。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市场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科学地回答了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问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一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强调，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38]“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39]强调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国内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完善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40]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41]二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新理论新实践。习近平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目前，“一带一路”正在建设成为一条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已远远超出一国或单一经济体范畴，被创造性地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成为改变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体系、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繁荣的重要途径。[42]三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的超越与创新。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开放的区域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意图和做法，[43]中国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各国应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4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宣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5]

习近平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市场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当今时代世界经济秩序治理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消除世界范围内新的不平等和矛盾，为破解当前世界面临的世纪性经济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结语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确立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做出了新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正确的路径选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和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作者简介：王岱，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教师、经济学博士；范希春，中共中央宣传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③]参见2013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④]参见201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⑤]参见201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⑥]参见《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

[12]参见201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13]参见《求是》2018年第1期

[14]参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

[15]参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

[16]参见《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18]参见《求是》2016年第1期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21]参见《求是》2013年第1期

[22]参见《求是》2014年第1期

[23]参见2015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24]参见2017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25]《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29]参见2018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

[30]参见2018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31]参见201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32]参见2018年5月20日《人民日报》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34]《马克思恩格期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3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38]参见2014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39]参见201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40]参见2016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41]参见201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42]参见2018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43]参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44]参见201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45]参见201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本文刊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